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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汪勇士 如何成为卧底特工

时间:2020-7-31 08:50 0 10770 | 复制链接 | 打印 | 上一主题| 下一主题
刺汪勇士
如何成为卧底特工

  75年前,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,大汉奸周佛海居然摇身一变,成为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,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、杭州一带治安。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感到突然,因为在1945年初春,中共中央就将国民党命令周佛海收编、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,以备反共的消息在报纸上曝光了。而传递出这一重要情报的,就是隐蔽战线上的战士华克之。

  率人刺汪被通缉

  华克之做过不少大事,最为人熟知的,应该是刺杀汪精卫了。1935年11月1日,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,开幕式后合影,汪精卫就座前排,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,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。担任刺杀任务的孙凤鸣便向汪精卫开枪,他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,一边高呼“严惩国贼,诛杀汉奸!”一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。

  这次刺杀是王亚樵所派,由华克之率人部署。1934年11月,华克之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,即晨光通讯社,社长为华克之本人,化名胡云卿,是一位“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”。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,采访主任贺坡光,记者孙凤鸣。孙凤鸣枪法好,就担当了刺杀的重任。

  其实,在此之前,华克之曾是国民党左派。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他就积极从事反蒋活动。在1935年策划和主持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后,华克之遭到国民党的通缉,不过,他似乎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,令特务们无处着手。许多次,华克之就在特务们的眼前,他戴着假牙,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镜,但无人能识破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华克之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于1939年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,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。

 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,门口挂着一张“粤华公司”的牌子,以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。1939年4月的一天,一位戴着金边眼镜、儒雅潇洒的男子来到这里,要求会见办事处处长廖承志。这个人,就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潘汉年。

  香港和上海,是当时敌我友三方情报工作的主要战场,尤其是上海,一直就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,各种特务机关活动的重要据点。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“军统”和“中统”在上海设有庞大的机构。日本侵占上海后,在这里设有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“梅机关”,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也设立了一个专门情报机构“岩井公馆”,汪伪政权也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特工机关——极司菲尔路“76”号。

  按照中社部的要求,潘汉年首先把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任务担负起来。潘汉年到任伊始,就着手四处物色人才,从廖承志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各方面调了不少干部充实情报战线。廖承志的助手、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处长连贯是华克之的老朋友,对华克之在上海从事秘密反蒋活动的经历知之甚详,深知华克之的能力、品行和为人,便向潘汉年推荐。

  秋风送爽的一天,华克之在香港中环的皇后大酒店里,由连贯介绍,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。

  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后,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身边工作,做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,盼着组织来人找他。现在,潘汉年带着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来了,他感到万分激动。

  潘汉年对华克之提出,要他返回上海给中共做情报工作。华克之一口应承,并且宣誓似地念出巴比塞的《斯大林传》中的一句话:“烙铁烙在你的身上,打断了牙齿,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,组织上的一个秘密。”

  就这样,华克之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。

  进入周府探情报

  潘汉年首先要求华克之担任他在港沪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,华克之利用对上海的熟悉和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,来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间,一路畅通无阻。

 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,名叫任庵,是他在从事反蒋活动时结识的。此人虽然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,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,同情共产党。他与华克之一见倾心,华克之呼任庵为兄。在任庵面前,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,他表示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,是爱国的事业,希望能得到任庵一如既往的支持。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“正义的事业”是什么,他当即表示,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,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,尽力去做。在任庵的帮助下,华克之搜集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,任庵也直接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。

  1941年到1942年,日本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,在中国占领区集中兵力反复“扫荡”;另一方面,国民党也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削弱共产党的力量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,中国共产党除了抗击日伪的进攻外,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揭露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阴谋,以维护国共合作,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设法搞到国民党与日、汪之间进行秘密联系的情报,以便及时采取对策。

  怎样才能准确迅速地搜集到这些幕后活动的情报,以适应中央的需要呢?潘汉年想到了任庵。潘汉年知道,任庵过去与周佛海很有交情,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还派人四处找过他,颇有接纳之意。而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更是关系很深,由他出山,一定能够担此重任。通过华克之,潘汉年已经同任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任庵也获悉了潘汉年和华克之的共产党员身份。但是,任庵对要求他与大汉奸周佛海接触之事颇感为难,他是洁身自好之人,一旦与汉奸沾上关系,自己也会为世人所共弃。华克之劝他,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大事业,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名誉。潘汉年也保证,只要任庵肯出山,将来由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,把事情全部解释清楚,恢复任庵的清白。

  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,任庵毅然表示,为了抗日事业的需要,无论要他做什么,都可以。而华克之则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,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,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。

  周佛海自落水当了汉奸以后,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甚至决裂而颇感失落。任庵这位名士的来访,使他喜出望外。当下摒绝宾客,与任庵剪烛夜话。两人寒暄之后叙乡谊,叙乡谊之后又回忆彼此在南京中央军校共事的生活,谈得十分投机。周佛海将任庵引为知己,向他大谈自己所谓“曲线救国”的苦心,甚至自己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,与国民党内一些人暗通款曲的事也毫不避讳。

  从此,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,经常出入周公馆。由任庵引见,华克之不久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,他们得到周妻杨淑慧和妻弟杨惺华的信任,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,都由华克之向党组织一一作了汇报。

  秘密战线立大功

  原来,周佛海一直同重庆保持着接触,他的母亲和岳父被军统头子戴笠作为人质关进息烽集中营,军统甚至派代表程克祥和彭寿到周公馆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本人想通过周佛海从中斡旋,与蒋介石拉关系,以求得蒋的妥协;蒋介石要通过周佛海了解日本人的动向,而周佛海本人,也想由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,因此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。任庵的出现,让他感到与重庆打交道又多了一个渠道。

  一天,任庵在与周佛海闲谈中有意提及,他与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的亲信大将、某战区司令长官有交往,这位司令长官将邀请他江西之行。周佛海一听,正中下怀,马上拜托任庵向司令长官和蒋校长转达他“忠心耿耿,甘效犬马之意”。

  事实上,这位司令长官邀请任庵,也有他的目的。他在上海有大量经济利益,非常希望得到汪伪政府现任上海市长周佛海的照料。在司令长官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便乘机向他建议,请他派一位名誉声望俱佳、又与周佛海有历史渊源的人驻在上海,作为秘密代表与周佛海联系,并且推荐任庵,司令长官欣然接受。

 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,任庵当然不虚此行:司令长官愿意替周佛海向重庆代为致意,而周佛海对司令长官请他保护其家人、部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自然满口答应。于是,任庵通过在周佛海和司令长官之间的沟通和联络,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。

  随着战局的发展,周佛海与司令长官的这条秘密渠道益显重要,华克之和任庵的工作也越来越忙。国民党曾通过战区司令长官,肯定周佛海照顾国民党被俘军官,收编、改编、整编伪军的“功劳”。而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,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断地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。

  特别在抗战胜利前的10个月中,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,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方面的情报。在这段时间里,周佛海的确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仅收编、改编伪军一项,就为蒋介石打内战储备了近20万兵源。而四大家族在沦陷区的财富,司令长官在上海的利益也因为周佛海的照顾大多得以保全。

  1945年初春,任庵接到战区司令长官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:国民党政府委任周佛海为“京沪保安副总司令”,命令他收编、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,以备反共。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。中共中央将消息很快在报上曝光,从而使内幕大白于天下,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十分被动。

   据《北京晚报》 叶介甫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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